顧炎武 - 生平簡介
顧炎武（1613年（明萬曆四十一年）-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江蘇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在學術上作出了巨大貢獻。曾參加抗清鬥爭，後來致力於學術研究。晚年側重經學的考證，考訂古音，分古韻為10部。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他是清代古韻學的開山祖，成果累累;他對切韻學也有貢獻，但不如他對古韻學貢獻多。
顧亭林學術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的玄學，而強調客觀的調查研究，開一代之新風，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顧亭林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提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 - 兩大時期
明末
崇禎十七年（14）三月，李自成農民軍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五月，清睿親王多爾袞入北京；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臨即帝位，改元順治，命豫親王多擇率大軍征服江南。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字完之，河南開封人）、鳳陽總督馬士英（字瑤草，貴州貴陽人）等擁立福王由崧為帝，五月初，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年號弘光。
京師陷落的消息傳到江南，一時人心惶惶，為避戰亂，顧炎武率家人東躲西藏，到年底，遷往高舊居80餘裏的語濂經暫住。經昆山縣令楊永言（字岑立，雲南昆明人）舉薦，行朝詔用炎武為兵部司務。“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亭林詩集》一，《感事》）顧炎武把複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滿腔熱忱，“思有所建白”（吳映奎《顧亭林先生年譜》），撰成《軍製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即著名的“乙西四論”，為行朝出謀畫策，針對南京政權軍政廢弛及明末種種弊端，從軍事戰略、兵了來源和財政整頓等方麵提出一係列建議。順治二年（15）五月，顧炎武取道鎮江赴南京就職，尚未到達，南京即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軍崩潰，清軍鐵騎又指向蘇、杭。
其時，江南各地抗清義軍紛起。顧炎武和摯友歸莊、吳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筆從戎，參加了僉都禦史王永柞為首的一支義軍。諸義軍合謀，擬先收複蘇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時“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亭林詩集》一，《千裏》）；惜乎殘破之餘，實不敵氣焰正熾的八旗精銳，義軍攻進蘇州城即遇伏而潰，鬆江、嘉定亦相繼陷落。顧炎武潛回昆山，又與楊永言、歸莊等守城拒敵；不數日昆山失守，死難者多達4萬，吳其沆戰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斷，兩個弟弟被殺，炎武本人則因城破之前已往語濂徑而僥幸得免。9天後，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聞變，絕食殉國，臨終囑咐炎武，說：“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先妣王碩人行狀》）炎武悲憤欲絕，將母親的遺命謹記心田。
這年閏六月，明宗室唐王幸鍵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經大學士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薦，隆武帝遙授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由於嗣母新喪，炎武二時難以赴任，隻能“夢在行朝執戟班”（《詩集》一，《延平使至》），但他仍然積極投身入抗清複明的鬥爭。
當時，清鬆江提督與巡撫土國寶不和。前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臥於，複社名士，鬆江人）、成安府推官顧鹹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楊延樞（字維鬥，江蘇吳縣人）等暗中策動吳勝兆舉義反正，鹹正為炎武同宗長輩，陳子龍等都與炎武往來密切，這件事炎武也是參預了的。順治四年（17）夏，事情敗露，“幾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詩集》一，《哭陳太仆》），勝兆被解往南京斬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諸人。子龍往投炎武，炎武當時已離家出亡；於是子龍逃入顧鹹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營救，未能奏效。其間，炎武還往尋成正，“扁舟來勸君：行矣不再計”（《詩集》一，《哭顧推官》）、催促他及時出走，而鹹正不聽。結果，陳子龍乘差官不注意時投水自盡，楊延樞及顧氏父子先後遇害，受此案株連而死者40餘人。
在策動吳勝兆反正的同時，炎武還進行了其他一些活動。順治三年（16），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職方司主事之任，大約將行之際，路振飛派人與他聯係，要他聯絡“淮徐豪傑”。此後四五年中，炎武“東至海上，北至王家營（今屬江蘇淮陰），仆仆往來”（鄧之誠《清詩紀事》），奔走於各股抗清力量之間，“每從淮上歸，必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飛之子澤溥，或走海上，謀通消息”（同上），意圖糾合各地義軍伺機而動。
雖然弘光及閩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權先後瓦解，炎武親身參與的抗清活動也一再受挫，但是，炎武並未因此而頹喪。他以填海的精衛自比：“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詩集》一，《精衛》），滿腔忠憤，光耀士林。
清初
盡管遁跡商賈，炎武依然心存故國，時時關注著沿海一帶抗清鬥爭的進展情況，希望能有建功立業的機會。他在《流轉》詩中寫道：“……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當張名振（字候服，南京人）於順治十年（1653）九月在長江口大破清兵，進屯崇明（今屬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艦數百”溯長江而上，直抵鎮江，並登金山遙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華門外）之際，炎武為之歡忭鼓舞，他興奮地寫道：“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動搖，塔鈴語不休。水軍十一萬，虎嘯臨皇州。巨艦作大營，飛艫為前茅。黃旗亙長江，戰鼓出中洲……沉吟十年餘，不見旌旆浮，忽聞王旅來，先聲動燕幽。闔閭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奮擊揖，肯效南冠囚。願言告同袍，乘時莫淹留。”（《詩集》二，《金山》）
這一時期，顧炎武還同歸莊、陳忱（字遐心，浙江吳興人）、吳炎（字赤溟，江蘇吳江人）、潘檉章（字力田，吳江人）、王錫闡（字寅旭，吳江人）等共結驚隱詩社，表麵上以“故國遺民”“優遊文酒”（汪曰楨《南潯縝誌》），其實是以詩社為掩護，秘密進行抗清活動。炎武在淮安結識定交的摯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氣節的誌士。
順治十一年（1654）春，顧炎武遷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鍾山，三國時改名蔣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稱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當時名集慶），以此為根據地，東征西討，10餘年後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國。炎武“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頗有不勝今昔之感。
順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鄉昆山。原來，顧氏有世仆名陸恩，因見顧家日益沒落，炎武又久出不歸，於是背叛主人，投靠葉方恒，兩人且圖謀以“通海”（即與閩浙沿海的南明集團有聯係）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處決陸恩，而葉方恒又與陸之婿勾結，私下將炎武綁架關押，並迫脅炎武，令其自裁。一時“同人不平”，士林大嘩。所幸炎武知友路澤博（字蘇生）與鬆江兵備使者有舊，代為說項，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鬆江府審理，最後，以“殺有罪奴”的罪名結案。
當事情危急之際，歸莊計無所出，隻好向錢謙益求援。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順治初曾任禮部右侍郎，是當時文壇領袖。錢氏聲言：“如果寧人是我門生，我就方便替他說話了。”歸莊不願失去錢氏這一奧援，雖然明知炎武不會同意，還是代炎武拜謙益為師。炎武知道後，急忙叫人去索回歸莊代書的門生帖子，而謙益不與；便自寫告白一紙，聲明自己從未列於錢氏門牆，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處張貼。謙益大為尷尬，解嘲道：“寧人忒性急了！”炎武耿介不阿的性格於此可見。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獄。盡管歸莊等同邑知名之士極力排解，而葉方恒到此時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蹤。仲夏，炎武返鍾山，行經南京太平門外時突遭刺客襲擊，“傷首墜驢”，幸而遇救得免；嗣後，葉方恒還指使歹徒數十人洗劫炎武之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歸莊《送顧寧人北遊序》）。這之前的幾年當中，炎武曾數次準備南下，赴福建參加沿海地區風起雲湧的抗清複明事業，但由於各種原因，最終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決計北遊，以結納各地抗清誌士，考察北中國山川形勢，徐圖複明大業。遠行避禍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順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晉謁孝陵--7年之間，炎武共六謁孝陵，以寄故國之思，然後返昆山，將家產盡行變賣，從此掉首故鄉，一去不歸。是年炎武45歲。此後20多年間，炎武子然一身，遊蹤不定，足跡遍及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往來曲折二三萬裏，所覽書又得萬餘卷”（《亭林佚文輯補・書楊彝萬壽棋（為顧寧人征天下書籍啟）後》），結識了許多誌同道合的朋友；到晚年，始定居陝西華陰，直至1682年2月15日逝世。
顧炎武 - 學術貢獻
顧炎武把古韻分為10部，其中有4部成為定論，即歌部、陽部、耕部、蒸部。其餘幾部也都粗具規模，後來各家古韻分部，都是在顧氏分部的基礎上加細加詳。顧炎武在音韻學上的最大貢獻是用離析"唐韻"(實際是《廣韻》)的方法研究古韻。宋人也曾研究古韻，但把《唐韻》的每一個韻部看成一個整體，沒有想到把它們拆開，因此,盡管把韻部定得很寬,仍然不免出韻。另一個極端是遇字逐個解決,沒有注意到語音的係統性。顧炎武則把某些韻分成幾個部分，然後重新與其他的韻部合並。這樣有分有合，既照顧了語音的係統性，又照顧了語音的曆史發展。他首先廢棄平水韻,回到"唐韻"。比如把尤韻一部分字如“丘”、“謀”歸入“之�酢輩�,這就是“離析唐韻”，回到古韻。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韻各分為二，屋韻分為三,令它們歸入不同的古韻部,充分體現了古今語音係統的差別。他的這種離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還公認是很有價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聲配陰聲。《詩經》常常有入聲字跟陰聲字押韻，以及一個字有去入兩讀的現象，顧炎武從這些現象中認識到，除了收唇音的入聲緝、合等韻沒有相應的陰聲韻以外,入聲都應該配陰聲。在古音學的分部問題上，有陰陽入三分法，有陰陽兩分法，按兩分法說，他的作法是對的。
顧炎武在古音學的研究中,一方麵有理論的建樹,另一方麵有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後來被學者譽為古音學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學五書》中。
顧炎武 - 趣聞軼事
顧炎武被稱作是清朝“開國儒師”、“清學開山”始祖，是著名經學家、史地學家、音韻學家。他一生輾轉，行萬裏路，讀萬卷書，開創一種新的治學門徑，成為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思想家。他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注意廣求證據。著有《日知錄》、《肇域誌》、《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顧炎武出身於江東望族，明末家道中落。他14歲取得諸生資格後，便與同裏摯友歸莊共入複社。自27歲起，斷然棄絕科舉帖括之學，遍覽曆代史乘、郡縣誌書，以及文集、章奏之類，輯錄其中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等記載，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開始撰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誌》。明亡，與歸莊等人以匡複故明為誌，在南明政權下兩次參加武裝抗清鬥爭並決意不與清廷合作。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議修《明史》，拒不就薦；次年，更誓死不入《明史》館。此後，客居山西、陝西，潛心著述不再入世。
在北遊的二十餘年中，顧炎武遍遊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行了萬裏路，也讀了萬卷書。顧炎武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誌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建樹了承前啟後之功。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
顧炎武還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顧炎武終身為反清事業奮鬥奔波，這與國破家亡的經曆和他一直受到的良好教育有著密切關係。“昆山城陷，死難者四萬餘人，顧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兩個弟弟遭殺害，好友吳其沆也被捕蒙難。顧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於常熟，王氏聞城陷，絕食十五天死節，臨終時給顧炎武留下遺言：‘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
1680年，顧炎武夫人死於昆山，他在妻子的靈位前痛哭祭拜，作詩說“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逢告父姥，遺民猶有一人存。”顧炎武有詩：“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也就是說，他希望清朝滅亡，就如同精衛想平東海一樣，“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
顧炎武 -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倡導者
顧炎武(1613―1682年)，吳郡昆山(今江蘇昆山縣)人。是我國明清之際著名的經學家、思想家。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仲夏。幼時取名絳，後改名繼坤，字忠清；明朝滅亡後，又改名炎武，字寧人；一度避仇於南京鍾山(蔣山)，曾隱姓埋名叫蔣山傭；因他家鄉有個亭林湖，後世學者又稱他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是我國社會的一個大變動時期。當時江南一帶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已經萌芽、發展，並衝擊著封建主義的經濟關係。明末官場腐敗，地主階級內部傾軋，官吏中飽私囊，人民苦不堪言，社會處於一個動亂的多事之秋。社會的風雲變幻在顧炎武幼小的心靈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嗣祖、父蠡源公和王氏的教育下，立誌做一個經世致用、剛直不阿，於天下有用之人。顧炎武14歲進縣學讀書期間，和同鄉好友歸莊(文學家歸有光的曾孫)參加了複社。複社是當時東南各地的幾社、則社、讀書社、大社、驚隱社、聞社、南社、雲簪社、海金社等複合而成的由代表革新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進步團體。祟禎年間，曾開過三次大會，震動朝野，被治階級視作“上搖國柄，下亂群情”的組織。顧炎武與歸在複社中敢說敢為，不拘泥於封建禮教，被一些守舊的人視為“狂”，嘲笑為“歸奇顧怪”。由於明末官場賄賂盛行，士大夫投機鑽營，盡管顧炎武14歲就中了秀才，但到27歲，他也沒能通過鄉試取舉人的資格。從此，他便據棄科場題名之路，致力於實學，研究關於國計民生的真學問。”’1644年清軍入關，當時我國南方建立一些“小朝廷”企圖與清廷抗衡。1645年春，顧炎武曾被薦入南京弘小朝廷任兵部司務，他準備了《軍製論》、《形勢論》、《田論》、《錢法論》等作為興複大計，希望得到采納，但當他發現小朝廷混濁失去人心，便辭官回鄉。在故鄉，他加入甲史上有名的“蘇州抗清鬥爭”。抗清失敗後，顧炎武家破人亡。這期間，魯王、唐王均派人和他聯絡，試圖請他出山，幫助中興大業，但因母棺未葬，未能成行。不久，這個政權也覆滅了。顧炎武隻好隱居在太湖山區讀書，並相機與活動於太湖一帶的抗清義軍聯係。江南一帶的抗力量被鎮壓後，他隻好剪發改裝，扮作商賈，往返於長中下遊和淮安等地。1655年，顧炎武被當地官僚地主誣告“通海”逮捕入獄，在友人相助下出獄。決計北上，邀遊天下。在泰山、他一展胸中積鬱，揮筆寫下“三萬六幹年，山崩黃河幹，立石既已刻，封鬆既已殘，太陽不東升，長夜何漫漫”的《容岱》詩。在山東，他選擇章丘作立足之地，並往來於許多方查考地方誌，調查研究，作“經世致用”之學。1668年、由於山東的一起“逆詩”案，他被訐奏，56歲時又關進了濟南監獄。後經友人相救，無罪獲釋。從1657年他初到山東至1677年他告別山東，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山東各地，並參與修訂《鄒平縣誌》、《德州誌》、《山東通誌》，還完成了其巨著《肇域誌》的山東部分。這一期間，他為了治致用之學，一度墾荒於山西雁門之北，五台之東。由於他善於經營，曾“累致幹金”。然而，顧炎武誌不在金錢而在於“經世致用”之學。1677年他應友人之邀，入陝西，居於華陰，杜門不仕，拒修《明史》，致力於其畢生巨著《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是顧炎武從青年時代開始積累資料，花了30多年心血完成的讀書筆記。《日知錄》l670年初刻於淮安。8卷本。晚年的顧炎武檢討舊作，作了大量的增補，擴充成20多卷，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技、哲學、宗教、曆史、法律、經學、文學、藝術、語言、文字、典章製度、天文地理等廣闊的領域。取“日知”二字，反映了顧炎武治學之認真。他的學生潘來回憶說：亭林先生沒有一天不讀書，沒有一天不抄書。朋友們有時終日宴飲，他對於這樣來消磨時光感到討厭，客人走後，他總是歎口氣說：“可惜又是一天白白過了。”(《顧炎武》江蘇古籍出版社l982年版第74頁)顧炎武認為，知識是日積月累的結果，既要堅持刻苦讀書，又要通過實地考察。他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日知錄・自序》)《天下郡國利病書》是其27歲科場失意後就著手撰寫的資料性較強的經濟地理巨著。在他生前一直沒有定稿刊刻。其主要內容是研究全國各地的農田、賦役、水利、鹽法、礦產、交通和各地的疆域、關隘要塞、兵防等問題。該書命名“利病”，反映了他“經世致用”的抱負。為此，他曆時24年，通讀了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國誌書、地方誌書、名人文集、奏章典冊等，行程二三萬裏，往來南北東西作實地考查。《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奠定了顧炎武在我國曆史上的重要地位。與同時代的人和前人相比，顧炎武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麵的。在哲學觀點方麵，他反對唯心主義的理學觀點，認為“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是構成萬物的本體，萬物的變化，不過是氣的聚散。他說：“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唯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日知錄》卷一)在道器關係上，他認為道存在於器物之中，而不在器物之外，“非器則道無所寓”(同上)。在史學觀點方麵，他認為曆史是進化的，風俗是可變的，變化是“相因之勢”起作用，人隻能順其“進”勢而進，順其“退”勢而退。在史學研究上，他重視曆史資料的廣集博采，而特別注重原始資料的價值；在資料處理方麵，他主張秉筆直書，遇到疑義，要用正史、野史、官書、私著互證，否則存疑。在倫理觀點方麵，他認為學者的使命在於“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他重視搞好物質生產的作用，認為搞好生產是行教化、正人心、厚風俗的基礎。所以他注重關係到民生利弊的實學，所到之處，不是進行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傳播各種實用的技藝，以促進人民生產和生活的改善。在政治觀點方麵，他主張眾治，反對獨治。認為天下權力歸於一人的專製不能治理好天下，為此，他提出限製皇權、擴大地方分權、對地方官實行考核、恢複鄉治製度、允許民間評論國家大事等措施。在教育觀點方麵，他主張鄉舉，反對科舉。認為科舉隻能為背誦時文的人騙取功名，而不能求得真才實學，誤人誤國。他要求通過辟舉、薦舉的方法，使有才智的人施展才智。在文學觀點方麵，他推崇白居易“文學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觀點，認為這是“知立言之旨者”。他反對摹仿古人，認為“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在音韻學方麵，他的《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合稱《音學五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他被尊祟為清代古音學的鼻祖。在考據學方麵，他注重“采銅於山”，搜集、整理、鑒別、選別原始材料，反對“廢銅鑄錢”，抄襲第二手材料，剽竊他人的學術成果。他的考據學開了清代樸學的新風。1682年正月初八年邁體弱的顧炎武訪友準備回歸華陰時，不幸落馬墜地，次日溘然長逝於山西曲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的這一名言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誌士。顧炎武作為封建時代的偉大學者，他的道德言行，學問文章雖然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性，但其對後世的進步影響還是不可磨滅的。顧炎武 - 詩篇節選
《海上》（四首）日入空山海氣侵，秋光千裏自登臨。
十年天地幹戈老，四海蒼生吊哭深。
水湧神山來白鳥，雲浮仙闕見黃金。
此中何處無人世，隻恐難酬烈士心。
滿地關河一望哀，徹天烽火照胥台。
名王白馬江東去，故國降幡海上來。
秦望雲空陽鳥散，冶山天遠朔風回。
樓船見說軍容盛，左次猶虛授鉞才。
南營乍浦北南沙，終古提封屬漢家。
萬裏風煙通日本，一軍旗鼓向天涯。
樓船已奉征蠻敕，博望空乘泛海槎。
愁絕王師看不到，寒濤東起日西斜。
長看白日下蕪城，又見孤雲海上生。
感慨河山追失計，艱難戎馬發深情。
埋輪拗鏃周千畝，蔓草枯楊漢二京。
今日大梁非舊國，夷門愁殺老侯贏。
《精衛》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
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
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
嗚呼！君不見，
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酬朱監紀四輔》
十載江南事已非，與君辛苦各生歸。
愁看京口三軍潰，痛說揚州十日圍。
碧血未消今戰壘，白頭相見舊征衣。
東京朱祜年猶少，莫向尊前歎式微。
《賦得秋柳》
昔日金枝間白花，隻今搖落向天涯。
條空不係長征馬，葉少難藏覓宿鴉。
老去桓公重出塞，罷官陶令乍歸家。
先皇玉座靈和殿，淚灑西風日又斜。
《又酬傅處士次韻》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
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讎舊相家。
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
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鬥槎。
《古北口》
霧靈山上雜花生，
山下流泉入塞聲。
卻恨不逢張少保，
磧南猶築受降城。
《失題》
豐碑遙見炳奎題，尚憶先朝寵日殫。
世有國人供灑掃，每勤詞客駐輪蹄。
九河水壯龍狐出，十二城荒向鶴棲。
下馬一為郯子問，中原雲鳥正淒迷。
顧炎武 - 乾嘉學派
顧炎武是清代學術的開山之祖。他所倡導的學術話語和學術理念以及他所開創的學術範式和學術方法曾對清代乾嘉學派產生過廣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學者的普遍共鳴，這是學術界普遍認同的觀點。然顧氏學術對乾嘉學派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曆來學者們對此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由於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關涉到對乾嘉學術乃至對整個清代思想史的評價問題，這裏有必要對此進行重新探討。本文擬從學術規模、治學門徑、為學宗旨三個方麵分析一下顧炎武與乾嘉學派的關係，以期能對乾嘉學術形成一種新的理解。（一）學術規模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中國學術基本上一直以經學一統天下。自漢唐以迄宋明，雖亦有文字音韻、訓詁考證、金石考古、算學曆法等學術門類的萌生和興起，但這些學問基本上都屬於經學的附庸，它們隨經學的興盛而產生，並服務於經學的注經解經活動。所以，在清學興起以前，傳統學術隻有林立的門派之別，沒有明確的門類之分。顧炎武作為清學之祖，一生廣覽群書，多聞博學，於經義、史學、文字、音韻、金石、考古、天文、曆算、輿地、軍旅等各個方麵都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潘耒在《日知錄序》中稱其“九經諸史，略能背誦，……經世要務，一一講求”，“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顧氏對經史百家進行的這種分門別類的研究，為清代學者開辟了治學的方向。顧氏之後，乾嘉諸儒接踵繼起，對各門學問進行了專門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學術門類發生了明顯的分化。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認為，乾嘉諸儒所做的工作，舉其要者，約有十三個方麵：一、經書的箋釋；二、史料之搜補鑒別；三、辨偽書；四、輯佚書；五、校勘；六、文字訓詁；七、音韻；八、算學；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誌之編纂；十二、類書之編纂；十三、叢書之校刻。[1]上列諸項盡管分類並不十分嚴密，且亦不能包舉無遺，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學術的規模和氣象。乾嘉諸儒的這些學問，論其端緒，除輯佚、類書等少數方麵外，基本上都發自顧氏。有的學者認為，乾嘉學術的專精與顧氏學術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遠，其實，倘若換一個角度來看，乾嘉諸儒的專精之學正是顧氏的廣博之業進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結果。故梁啟超說：“亭林的著述，若論專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後人。若論方麵之多，氣象規模之大，則乾嘉諸老，恐無人能出其右。要而論之，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亭林發其端，而後人衍其緒。”[2]
顧氏之學不僅以博涉百家而開啟了清學的學術門類，而且其學識賅貫，通達治體，能把學問的各方麵加以融會貫通，具有宏大的學術氣象。他曾說：“天下之理殊途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又說：“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3]故潘耒稱“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製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4]顧氏之學的這種博通氣象，對乾嘉學術亦有很大影響。在許多學者的眼中，乾嘉諸儒似乎專以學業專精聞名，而與顧氏之學的博贍精神很不相符。這種觀點其實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學者中固有專經之士，然亦不乏博學之儒。據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記載，吳派學術的先導者惠士奇“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誌》，皆能�頌。”[5]他曾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6]吳派中堅惠棟“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7]吳派大師錢大昕“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8]“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嚐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為而作也。”[9]“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製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10]阮元亦謂：“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11]吳派另一重要人物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F脫，審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製度，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編》一百卷，……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寧不相上下。”[12]吳派學術號稱“純漢學”，最以專精為世人稱道，而其幾位代表人物之博學尚且如此，可見他們並未偏離顧氏所倡導的博通學風。至於皖派學術，本來就以考據詳博見長，而尤重義理之闡發。江藩評其開創者江永說：“考其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為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13]其代表人物戴震，更是精研經學、史學、小學、音韻、訓詁，博通天文、曆算、地理、水利之學，其多聞博學之名飲譽學界。[14]揚州派學者治學惟是為求，不守門戶，其學術範圍更為廣博。江藩稱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綜群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為通人焉。”[15]其另一領袖焦循專研經書，博覽典籍，於經史、曆算、聲韻、訓詁之學無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學，主張治學要“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16]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稱“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17]上述可見，乾嘉學者不僅從專精方向上深化了顧氏所開創的各門學術，而且在學術氣象上亦進一步弘揚了顧氏所倡導的廣博學風。
（二）治學門徑
顧炎武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以明音韻為治學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韻文字而通經子百家的口號，其言曰：“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18]在他看來，治音韻為通經的關鍵，知音才能通經，通經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闡幽扶微之心，抱明道救世之誌，發明古音，考正古韻，開辟了清代學者以音明經，通經明道，明道救世的學術路線。其後，乾嘉學者皆推崇顧氏的音韻學成就，並把由音韻以通訓詁、就古音以求古義作為他們治學的基礎。如吳派學者惠士奇說：“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19]錢大昕說：“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訓詁始。”[20]王鳴盛說：“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言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21]皖派學者尤其注重以文字、音韻為基點，從訓詁、名物入手闡明經文“大義”。如戴震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22]段玉裁說：“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23]揚州派學者王念孫亦認為：“故訓之指，本於聲音。”[24]又說：“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25]阮元則說：“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26]又說：“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27]在這種觀念導引下，乾嘉學者皆用心於音韻文字、訓詁考據的研究，使清代的小學、經學高潮迭起，別開出新的局麵。而論其發軔之功，實始乎顧氏。
顧氏在研究音韻訓詁和經史考證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學方法。他善於以劄記的形式，通過排比資料，相互參照，而發現問題，提出疑問，繼而廣征博引，援古證今，以批駁舛謬，辨正疑誤。潘耒稱其“有一疑義，反複參考，必歸於至當；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28]《四庫全書總目》亦謂其“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龜跽呱佟！�[29]顧氏發明的這些治學方法，包括重纂輯、明流變、善歸納、求證佐、躬實察等等，後來皆成為乾嘉學者治學的法門。如錢大昕仿顧氏《日知錄》之體例，作《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於小學、經學、史學、典製、職官、氏族、金石、輿地、天文、曆算、辭章之學，皆造其微。阮元稱其書“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剩義，非貫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鄧林之大不能有也。”[30]錢氏又撰《廿二史考異》一百卷，運用顧氏之曆史考據方法，辨正古史，考證史事，祛疑指瑕，拾遺規過，考史之功，最享時譽。王鳴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對十七部正史改訛補脫，去衍勘誤，考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詮解蒙滯，審核舛駁，最為精審。王氏晚年又將考證所得，編為《蛾術編》一百卷，其書辨博詳明，學風亦直承顧氏。趙翼撰《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評判史書體例，正讀文字訛誤，補缺訂偽史事，比類綜合史料，其持論皆能斟酌時勢，考據尤為精賅通貫。他曾自雲“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其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31]此雖趙氏謙遜之言，然其治學實以顧氏為宗。他又撰《陔餘叢考》四十三卷，於經義、史學、掌故、藝文、紀年、官製、科舉、風俗、喪禮、器物、術數、神佛、稱謂之屬，皆詳加探究，頗能綜貫異說，考竟源流。王念孫撰《讀書雜誌》八十二卷，對《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等典籍中古義之晦，鈔寫之誤，均一一正明。其子王引之撰《經義述聞》三十二卷，對古文古義詳加考訂。又搜集先秦至西漢古籍中之語助詞，考證辨誤，分字編次，成《經傳釋詞》十卷，與《經義述聞》相表裏。王氏父子之考據訓詁，皆服膺顧氏《日知錄》之學旨。其他如臧琳之《經義雜記》，盧文��之《群書拾補》、《鍾山劄記》、《龍城劄記》，何焯之《義門讀書記》，汪中之《知新記》，臧庸之《拜經日記》等，亦莫不奉顧氏之學為楷模。
（三）為學宗旨
顧氏的經世致用之旨，對乾嘉學者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是曆來學者們紛爭最多的一個問題。其中比較通行的觀點是，認為乾嘉學者背離了顧氏經世致用的精神。這種“背離”說的基本論點是，認為乾嘉學者皆沉溺考據，埋首故紙，博古而不通今，論史而不議政，因而泯滅了清初學者的體國憂患和濟世情懷。這種觀點就乾嘉時期思想界萬馬齊喑的現實來看，確實不無道理，但如若細究當時學界的文化境遇和學者的文化心態，就會發現問題其實並非如此簡單。
首先，乾嘉學者沉溺考據，埋首故紙，從消極方麵說，固然有其遠逃現實，潔身避禍的一麵，但從積極方麵說，這種刻意的逃離和有意的回避，正好表明了部分考據學者對正統理學的漠視和冷落，顯示了他們對現實的無言的抗爭和頑強的抵觸。清朝自傾覆朱明、問鼎中原以來，為了征服漢民，穩定人心，一方麵大興文字獄，在思想文化領域裏推行高壓政策，不許知識分子議論朝政；另一方麵則竭力表彰理學名臣，大力扶持宋明理學，企圖以理學立國，來籠絡利誘漢族士子文人。然清朝統治者的這種苦心，並未得到思想學界的響應。終清一朝，理學雖然一直高踞廟堂，但卻受到了大多數有骨氣的學者的唾棄。與理學的日趨沉淪相比，委身山林的漢學或樸學卻在乾嘉時期異軍突起，一躍成為清代學術的主流，以至清廷為了拉攏學界精英，亦不得不轉而褒獎漢學。[33]當初顧氏在民族淪亡之際，曾猛烈抨擊日趨衰微的理學，他除了出於學理上的考慮之外，更重要的是為了救亡圖存的需要。到了乾嘉時期，理學以高踞廟堂之尊，仍然受到學界精英的堅決拒斥，除了學理上的需要之外，恐怕亦不能說其中完全別無乾嘉諸儒之深意。
其次，乾嘉學者訓詁舊籍，不論今事，博稽故實，不議時政，並不表明他們必然摒棄了定邦安民的經世理想。由今日學者的眼光來看，鑽研故紙的學問確實離現實最遠，與用世無緣。但如果我們用這樣的觀點來理解乾嘉學術，就無法解釋清代學者為什麽一麵激烈批評宋明理學的空疏無用，一麵大力提倡在許多人看來最不濟用的訓詁考據之學。事實上，乾嘉學者對訓詁考據的意義有著與今日學者完全不同的認識。自顧氏提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來，稽古通經明道救世就成為清代學者所共守的學術路線。顧氏曾說：“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誌，蓋必自其發言始也。”[34]又說：“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獲乎！”[35]在他看來，經史典籍乃禮樂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因此，稽古可以明道，經術可以經世。所以，他之提倡音韻訓詁、辨古考史，就不僅僅是為了詮釋古代文獻，描述古史陳跡，更重要的是為了探究古今文化源流，考察曆代治世得失，即他所雲“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36]之謂也。顧氏這種訓經明道，考史鑒今的學術理念，亦為乾嘉學者所崇奉。如戴震說：“由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誌。”[37]盧文��說：“名者王者之所重也。聖人曰‘必也正乎名’。……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於此書者。匪獨為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歸，政治之綱紀，明彰禮樂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諸家之失，可以解後學之疑。斯真能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其有益於經訓者功尤大也。”[38]阮元說：“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蓋先生於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為之法又可知。”[39]此皆乾嘉學術稽古明今觀中之比較典型者。所以，乾嘉諸儒之考據訓詁學風，與其經國濟世理想其實並不衝突。
所謂乾嘉學者博古不通今，論史不議政，確切地說，應該是他們不滿現實，不參時政。由於擺脫了政治的牢籠，乾嘉學者能保持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這毋寧說是中國二千年學術史上學術與政治難能可貴的一次分流。所以，學界精英們雖拒絕把他們的學術“致”於現實政治之“用”，然他們亦自有他們不可降辱亦不曾磨滅的用世理想。事實上，乾嘉學者除以訓詁考據“曲線”救世之外，直接講明經世之旨者亦不在少數。如惠士奇曾說：“今之校官，古之博士也。博士明於今古，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40]惠棟謂聖人立明堂為治天下之大法，故撰《明堂大道錄》八卷以明其用。[41]錢大昕曰：“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藝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予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尚空談如此。”[42]故江藩稱其《廿二史考異》“蓋有為而作也。”[43]趙翼撰《廿二史劄記》，“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44]戴震“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故常稱《漢書》雲：‘王成、黃霸、朱道、龔遂、台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45]“震自幼為賈販，轉運千裏，複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如震所言，施於有政，上不訾苛，下無怨讀言，不食孳殖，可以致刑措。”[46]汪中自謂：“中嚐有誌於用世，而恥為無用之學，故於古今製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47]又說：“昔子產治鄭，西門豹治鄴，汲黯治淮陽，黃霸治潁川，虞詡治朝歌，張金義治洛陽，並以良績光於史冊。公既兼其地，又兼其政，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斯則中所企注者耳。中少日問學實私淑顧寧人處士，故嚐推之六經之旨，以合乎世用。”[48]凡此皆可見乾嘉諸儒之經世情懷。
乾嘉學者的經世意識與顧氏的經世胸次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然細究其本末源流，不難發現他們共同的學術理念和相似的學術心態，其間的聯係可謂薪盡火傳，從未斷隔。上述可見，顧炎武對乾嘉學派的影響既深且廣，稱其為乾嘉宗師是當之無愧的。那種認為乾嘉學者隻能算得上“半個亭林”的觀點[49]實值得重新考慮。
顧炎武 - 故居簡介
這裏是喊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著名思想家顧炎武的故鄉、這裏又是“百戲之祖”昆曲創始人顧堅的故裏、這裏還是唐代陶淵明第九代裔孫、文學家陶峴首創江南絲竹之地，這個藏龍臥虎的地方就是千燈鎮，周莊、錦溪是千燈的近鄰，他們大力開發旅遊資源，分別成功塑造“中國第一水鄉”、“中國博物館之鄉”喚醒了千燈人，千燈人發現自己“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絲毫不亞於其他江南名鎮，於是，該鎮從上到下都形成共識，雖然該鎮的旅遊開發比較晚，但是古鎮有很好的資源，應該大力發展旅遊業，並且走出自己的特色旅遊之路---文化之路，在今天的“百名記者走近古鎮---千燈”采風活動中，筆者現場感受了古鎮深厚的文化底蘊。顧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愛國學者，他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世名言，成為一代又一代旨在報國的炎黃子孫的座右銘。顧炎武一生還寫了三百七十卷著作，以《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誌》為三大著作，顧炎武本人也被當代曆史學家評為兩千年中七十二位偉人之一，而千燈鎮就是這位偉大的思想家誕生的地方。筆者在現場看到，園林式的景色已經初現輪廓，原來占地隻有6畝的景點，現在的占地麵積已經擴大至60畝，形成了包括顧炎武起居生活區、顧炎武祠堂、顧炎武墓、和顧園幾個景點，其中顧炎武墓地和顧園相連，形成墓、祠、廳一體的園林布局，為千燈諸景之首。
顧炎武 - 人物評價
顧炎武是明清之際與王夫之、黃宗羲齊名的偉大的愛國學者，他在經學、史學、哲學、地理學、文學等學術領域均有很深的造詣，並在這些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屈指可數的“通儒”之一。他不僅學問大，而且人格高，其屈原式的民族氣節，尤為後人所景仰。梁啟超曾五體投地地稱其“不僅是經師，而且是人師”。顧炎武的學問與其人格交相輝映，相得益彰，使之在學界享有崇高的聲譽和特殊的地位。然而，顧炎武名氣雖大，迄今為止人們對他的研究，特別是對其思想的研究，卻遠未深入。與學術界對於王（夫之）、黃（宗羲）二人的研究盛況相比，他是太遭受冷落了。綜觀本世紀以來有關顧氏的研究情況，人們主要是把他當作一個政治活動家來加以研究的，尤其是建國以來，這種研究更是帶有宣傳的性質，與之相應，有關研究論著則強半帶有通俗讀物之色彩；至於其學術思想，盡管也有所研究，然其廣度和深度卻皆十分有限，有分量的力作寥寥無幾。從研究隊伍來看，長期從事顧氏之學研究的學者，僅趙儷生先生、沈嘉榮先生等極少的幾位。這一切，與顧炎武的宏富的學術思想及其在學術史上的顯赫地位是極不相稱的。
鑒於上述情況，1988年，筆者過訪方克立先生（我的研究生導師）時，方先生曾力主並勉勵我認認真真地研究一下顧炎武。在導師的激勵下，從1989年起，我開始留心學術界有關顧氏的研究情況，並注意收集這方麵的資料。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所研究的對象接觸漸深，了解日多，遂服其學問之賅博、學德之高尚，而益肆力於顧學之研究。為使研究更加紮實，乃於1990年開始了顧氏年譜的寫作。
年譜是開創於宋代的一種人物傳記體裁，所謂“敘一人之道德、學問、事業，纖悉無遺而係以年月者，謂之年譜”（朱士嘉《中國曆代名人年譜目錄・序》）。從實質上講，年譜就是記述某個人一生之特殊經曆的編年史。從思想史角度看，一個思想家的思想，無非即是其特殊人生經曆的反映。故研究一個思想家的思想，便必須首先了解其特殊的人生經曆――這是“從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的唯物史觀的應有態度。我之從年譜入手來研究顧炎武的思想，緣由即在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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